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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炯对初唐四杰的排序不服的真实原因

  对初唐四杰王、杨、卢、骆的排序,有人是不服的。
初唐四杰

  这个人就是杨炯。

  他在听到这个排序后,琢磨了一下,说:“吾愧在卢前,耻居王后。”

  王勃当年在虢州做参军时,已有大量高质量的文章问世,但王勃并未因之而达到他的顶峰。在性情方面,他与杨炯差不多,基本也是瞧不起一般般人的,所以也是很少与人有亲密接触。说好听一点是耿介清高,被指责时就是恃才敖物。

  杨炯的说法其实也是有他道理的。如果忽略王勃早逝的因素,就存留的文章来看,杨炯是有理由不甘居于王勃之后的。

  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关于“神童”的记载的。年幼时的杨炯因善于诗文就被时人誉为“神童”。667年,17岁的杨炯中举后便被授为校书郎。

  后来,在关于是否重新议定公卿以下冕服制度时,杨炯以一篇《公卿以下冕服议》说服了皇上,使一批重臣的建议未被采纳。

  鉴于这篇文章的风采,《旧唐书》则全文转录。

  虽然杨炯并不是一个官场得意的人,他一度因堂弟参加了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起义活动而受到牵连,但他却对武则天很是敬服。

  692年七月十五,盂兰节,武则天设斋分送个佛寺,并在洛阳南城楼与群臣观看。杨炯便文兴大发,欣然而作《盂兰盆赋》献给武则天。

  《盂兰盆赋》如果剔除歌颂的成份,文采之飞扬并不在《滕王阁序》之下。况且,在赋中,杨炯的真正目的还不仅仅是唱赞歌,他通过赋的形式表达了士人对武则天能成为帝王楷模的希冀。

  当时的宰相张说就认为“杨盈川(炯)文思如悬河注水,酌之不竭,既优于卢,亦不减王。”

  但,张宰相在给他赴任盈川令时的一篇临别赠言中,还是真诚的告诫他要“才勿骄吝,政无烦苛。”

  这句话确实是有针对性的,杨炯的个性是比较张扬,他曾就朝廷上一些伪善的官员进行了刻骨的形容:“今假弄麒麟戏者,必刻画其形覆驴上,宛然异物。及其去皮,还是驴耳。”

  再加上杨炯“为政残酷,人吏动不如意,輒榜杀之。”因而,杨炯与同僚们相处得并不融洽。

  但很多事是要细加思量的。

  如果王勃或者杨炯没了那种个性,估计他们也就不能被称为“初唐四杰”了。

  文学作品与作者个人的处世风格是有极大关联的。

  唐初的文风,基本是沿袭六朝时期的浮艳而来。在铺陈遣辞上,已经达到了一种难以超越的境地。尽管后人基本认为这种豪华无物的东西似乎没有多大价值,但作为一种文体或文采来说,它的精致应该还是无可挑剔的。

  因而,要想发展或突破的话,必须寻找新的路径。

  尽管王勃也好,杨炯也罢,他们在待人处事上是不太按传统的套路来出牌,但难得的是他们将这种个性同样保留到自己的作品当中。

  他们觉得自己笔下的东西一定要有自己的内容,而且还要有与别人不一样的内容。于是,个性+现实体验+才华,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创作取向。所以,在文风的新一轮创新上,王、杨、卢、骆相继不约而同的致力于打破常规,关注内心真实感受,关注外面的现实生活,在以往的豪华外衣下,注入了真实的时代气息。

  而这一点,则是为唐诗开了先河。

  王勃的早逝,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平息了所谓的排名之争。

  尽管杨炯“耻居王后”,与王勃不相上下的杨炯却为王勃的文集作了序。

  他在《王勃集序》中强烈鄙视了以往的文风:“争构纤微,竞为雕刻,糅之金玉龙凤,乱之朱紫青黄,影带以徇其功,假对以称其美。”指出这其实是“骨气都尽,刚健不闻。”

  杨炯称赞了王勃的文风,是“思革其弊,用光志业。”

  这种称赞则是表达了他们的共同理论主张。

  在杨炯的赋、序、赞、铭、诗、文中,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五言律诗,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的边塞诗。毫不夸张的说,后来的边塞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难以摆脱杨炯的痕迹。

  他的《从军行》中的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”更是千古佳句。

  (烽火照西京,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,铁骑绕龙城。

  雪暗凋旗画,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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